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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永利:县域“两化”进程驱动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

经济学家

2016-01-20 12111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焦永利

      在各类生产要素中，“人”是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现代产业体系中也是越来越重要、乃至到了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成为最重要的资本。

      因而，当前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是极为可喜的现象，尽管它造成了城乡内部以及交通上的各种问题。未来还是要完善制度，让劳动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促进全国范围劳动力市场的真正实现，促发地方ZF在新一轮竞争中竞争人才要素，从而带动城市注重生活环境、注重改善民生、注重对市民的服务，进而真正保障ZF职能的转变和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这才是根本内在动力，从上到下的“压力”难以实现这种内生效果。

      如果把制度建设中的民主化因素也看作是一种要素，目前其相对滞后的原因从经济学上看就是它的稀缺性还不是很大，地方不需要通过这个要素来提高自身生产函数的效率（城市竞争力）。但是随着未来发展，这一要素的稀缺和竞争性会逐步生发出来。新型工业化所需的要素与制度条件就是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作用，因而这两者是一致的，是配套的。

      这一进程与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也有关系。从产业结构上看，好的中心城市，高端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达，这些产业的人力资本群体稀缺，要求生活高品质、民主素质和需求较高，是各大城市竞争的对象，因而优质中心城市的此项工作是主要矛盾。目前，产业转移趋势使得普通工业项目向县域拓展，其主要矛盾是县级政权的传统行政官僚体系造成的高交易成本。因而，目前县域工业项目落地过程中同步冲击、优化这一层级政权的效能和现代化程度。

      县域目前还是处于竞“资”、竞“商”的阶段，还未达到竞争某类生产要素的程度。为什么？因为竞争某类要素的前提是其他要素作为一个系统已经相对完善，只是需要某类关键要素的提升，而县级无此完善之系统，因而需要“资”、“商”项目这种集合多种生产要素的形态打包落地，形成生产力，以一种“外在介入”的形式将市场经济环境、运作规范、管理体系引入、嫁接到县、乡镇一级，将市场经济和规范化运作的市场扩大范围、向下扎根，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发地方在竞争中不断创新，在实现产业布局优化、保持增长速度的同事释放这些层级体制内的潜力，不断优化促进发展的制度安排。

      但值得注意的是县域招商有全局意义的条件是存在着一旦项目在县域落地就能释放生产力潜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产权的组合要求降低这一过程的交易成本）的空间，也就是服务于“工业化”，至于“新型”工业化并不能靠这一过程，而在于上一层级的竞争过程，即，中心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科技、教育、培训、文化等部门的发展（在竞争中发展），这两大竞争过程（新增量和旧释放）的持续、轮替演进，就内含包容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所需的若干制度创新需求。

      在竞争中涌现新的、好的制度安排，让人民用足投票，启动这一市场化为引导力量的“民主”进程，将市场经济向下、向基层扎下去（意味着与农业就有了联动的接点，同时，真正的市场经济内生的城镇体系演化、引导生成，倒是就可以废止像县城这种行政市场混合的别扭提法），形成全国全面深入统一市场和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的健康运作将使中国保持高速度的同时，提升效益，也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观察这一进程的一个有趣角度是：当前的县级干部几乎没有能入主中枢的，为什么？不是鼓励干部从基层干起吗？本质上还是县一级还未达到基本之上的现代化程度，中央的管理、资金主要还是配置在中央控制的资源体系（国企、中央单位、大城市），对县的要求可以理解为不出事就好。因而，中央势力中寻找接班人最保险最方便也最能维护中央层面利益（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全局利益）。因而，当前在县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确实极为关键，是深层次的变革，是真正打通中国迈入现代社会“奇经八脉”（刘福垣语）的过程，其历史作用怎样强调都不算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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