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可细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两个阶段，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日前在其新书《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读书会上做上述表示。

　　贾康认为，对于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正在进入“速度下台阶”的“新常态”的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样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的发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贾康强调。

　　在贾康看来，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

　　贾康同时提醒，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应有重视。‘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而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进而实现引领。”

　　贾康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还可细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两个阶段，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除了全球和总量视角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更加无可回避和必须高度重视。

　　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已然步入“新常态”，上下行因素对冲中要追求中国经济“升级版”增长平台的打造，产业革命加速更迭，为中国经济带来“紧迫压力”，技术战略储备亟待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已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钳制下坐上了炙热的“第二把交椅”，增长中面临着“胡焕庸线”格局下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世界最大基数的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矛盾凸显”与制约仍在不断加剧；制度变革正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状态；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问题，更加严峻和形成更强烈的紧迫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大问题，应当秉承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发展大计，寻求在超常规发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径与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国当然不能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而是必须顶住经济发展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压力，力求通过经济追赶真正达到赶超。在追赶过程中，中国基本已经逐步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必须完成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式寻求共赢、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的哲理与合作竞争框架下，通过攻坚克难制度变革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