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葓尔:陈帅佛大师......

    宋雨哲:天下大师之多,唯陈帅佛不是,我和中国风水协会工作人员从未说过陈帅佛是大师.

    成葓尔:网络上这种称谓很多?

    刘芮冰:陈帅佛很忙,他65岁了,基本不上网,有空他就会陪女儿陈帅君玩.

   贝因仁:陈帅佛怎么理解人生?
    宋雨哲:人生不过一场旅行，你路过我，我路过你，一个人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就像知道自己的面孔一样。知道自己的角色，才不会把身份、地位误认为是人生的全部；清楚自己的位置，才不会目中无人或者妄自菲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都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总是说不太清楚。其实这就对了，没有谁能用几句话真正把人生说明白的，因为每个人对于人生的认识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在自然界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中撰写自己的人生。

    成葓尔:什么是敬畏?

　宋雨哲:敬畏不同于恐惧。恐惧是一种本能，它是靠直觉瞬间产生的，所恐惧的对象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敬畏的形成是人们始终处在“清醒”而又“戒惧”的状态，运用理性思索功夫产生的一种心理情怀，是对恐惧的哲学升华。敬畏由“敬”与“畏”两种情感组成，“敬畏”有别于一般的“敬”，也有别于一般的“畏”。“敬”某事物却未必“畏”某事物，比如我们尊敬、敬爱老人，并不是害怕老人。同样的，“畏”某事物亦未必“敬”某事物，比如我们害怕老虎，但是我们并不敬重老虎。只有敬中有畏，畏中有敬，方能体现敬畏意识的真谛。敬与畏并不是对立的，甚至从某个角度上是可以相通的。朱子讲“敬只是一个畏字”，敬的引申义中就包含畏，而畏的引申义中也包含敬，比如“后生可畏”(《论语·子罕》)就是指年轻人令人敬佩的意思。因此，敬畏正如蒙培元所说的，是“敬畏相连，敬中有畏，畏中有敬”。敬畏意识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将敬与畏相叠加，而是将二者相融通。
   贝因仁:为什么敬畏?
   宋雨哲:敬畏缺失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无法回辟的问题。敬畏缺失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经济基础。随着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血缘性、乡土性为特点的熟人社会逐渐解体，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加剧，熟人社会对人们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因此人们的敬畏意识也就随之越来越淡薄了。第二，意识形态。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在打击封建礼教的同时，也把人们对传统道德的信仰给打破了，导致了人民无所适从，老百姓心目中的圣灵、权威瞬间崩塌，敬畏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后来的十年浩劫更是席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大无畏”意识将革命元勋、章程制度、学术权威等统统推倒。这种失去理性的狂热在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让人们失去了敬畏之心。 敬畏对于我们的道德养成，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重要的意义。朱熹就特别重视敬的功夫，他认为：“敬之一字，真圣学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晦庵集》卷四十）“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二）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曾经说过：“志成于惧，而荒于怠。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他把有所“惧”，看作实现人生志向的基本前提。当然，这个“惧”并非是指畏惧艰难困苦的懦夫心理，而是对人生、命运及规律的敬畏之感，以及在事业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小心谨慎之意。做人做事，尤其是为官从政必须心存敬畏，慎用权力。“畏则不敢放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周恩来总理常告诫领导者要始终保持一种“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就是领导者的“敬畏”，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成葓尔:敬畏什么?
   宋雨哲:敬畏必须有特定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还不能是一般的事物，必须是关乎生命本质以及人们安身立命的，具备神圣性和超越性。康德说，我唯一感到敬重的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荀子对敬畏的内容作进一步提炼：“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先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后来儒家以此又概括出“天、地、君、亲、师”五者为敬畏的对象。宋朝贾易指出，为官从政须有五畏：“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四曰人材废阙，而教养不以其方；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宋史·贾易传》）同志曾说，领导干部“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

　　总之，应该敬畏的对象有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畏自然

　　人类知识的有限性面对宇宙自然的无限性，必须敬畏。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自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具有无限性。尽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对自然、太空了解也越来越多，但是面对自然的无限性，人类还是十分渺小的，所以，自然不得不敬畏。

　　人类能力的局限性面对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必须敬畏。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面对着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人类只有遵循规律，把握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现在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自然不得不敬畏。

　　2、敬畏生命

　　敬畏生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生生大德

　　四时代谢、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这些寻常的自然现象中蕴含着生生不已的生命意蕴，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就流露出对此生生之机的由衷赞叹。《周易·系辞》则进而明确提出了“生生大德”的伦理命题：“天地之大德曰生”，后代儒家更是持此观念，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地别无勾当，只以生物为心。天地全是一团生意，覆载万物。”将“生生”定性为“天地大德”，则意味着在儒家看来，“生生”是宇宙间必然和普遍的规律，那么珍视生命是必须的。

　　儒家还以仁释生，周敦颐的“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朱熹“只是从生意上说仁”，在他看来“仁”的意思就是“生生”：“仁是天地之生气”。以仁释生，使“生生大德”在必然性之外，又增添了伦理上的意义。换言之，“生生”不仅是宇宙间的法则，也是道德上的至善，是“大德”。这样，珍视生命就不仅是必需的，更是正当的，因为它是天道，是来自形而上的绝对命令。

　　第二、爱惜物命

　　早在孔孟那里，儒家就已表现出对万物的恻隐之心和“无伤”的悲悯情怀。孔子《论语·述而》“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孟子则认为人人先验地具有好生恶死的“恻隐之心”。有一次，齐宣王本拟用牛作牺牲来祭祀，后来看到牛临死前的恐惧和颤抖的样子，于心不忍，于是就换了一头羊，孟子说这种情感就是仁:“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后世儒家更是发扬了这种思想，尤以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最具代表性：“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全书》卷一）所谓“民吾同胞”，意思是说将所有人都看成我的兄弟姐妹；而“物吾与也”，则意为将万物看成与我同样的生命存在。

　　对人之外的生命尚且如此重视，对人的重视就更不用说了。万物之中，人是天地之间最伟大、最杰出的生灵，“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生命是至上的，所以，当马厩失火时，孔子“问人不问马”；当生命安全与礼节发生冲突时，孟子毫不犹豫的认为:“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生命是至上的，所以就是不可剥夺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即使对“无道”之人，孔子也反对杀，可见他对生命的维护。孟子对恣意妄杀，草菅人命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3、敬畏人民

　　中国历来就有敬畏人民的优良传统，早在上古时期就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国家稳固的根本，《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初政治家目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殷王朝顷刻间瓦解，周作为诸侯国革了商人的命，周人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为了保护王权，提出了“敬德保民”。孟子更是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的一切文明无不是人民所创造的，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所以，作为执政者，更应该敬畏人民，“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陈帅佛认为:敬畏是一种美德，而无所畏惧常常是破坏的根源，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灾难。当代中国人应该重塑敬畏意识，尽快形成对生命、法律、道德等的敬畏之心。公务人员掌握着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敬畏与否，事关重大，相比普通百姓来讲，更需要敬畏。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头上三尺有神灵”，其实人的一生总要怕点什么，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相克”。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不相克，也就不相生，只有心存敬畏，才能防止心灵和道德的滑坡，才能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