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赏罚都是治军的重要方面,是加强管理的要义。《孙膑兵法.威王问》中记载:“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易胜。”意思是,赏可以使人高兴,使士卒拼死作战。罚可以整顿纪律,使人敬畏长官。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物质激励永远是管理的基本手段,但也必须明确它既不是万能手段也不是唯一的手段,甚或可以说它既是最简单的也是很有限的激励方法。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足协公布了奥运会男足比赛的奖励规则,国奥小组出线奖金超过百万,如夺冠军还要豪奖800万。
虽然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中国男足为什么老是成不了出线、夺冠的勇夫?事实证明只是用钱说话,把爱国、敬业、不服输的精神抛在一边,置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大义于不顾,非但不能激发出拼争的士气,夺冠的斗志,反而在金钱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几至难以自拔。难道不是这样吗?男足每每比赛不总是使中国球迷“亚洲悲”、“世界悲”吗?
明代张溥在《五人墓碑记》中写道:“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然而这五个人生在民间,平时没有接受诗书的教诲,却能够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义无反顾,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篇古文记述和颂扬了苏州市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同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热情歌颂了五位烈士仗义抗暴、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对于他们“激于义而死”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斗争的重大意义和不朽功绩,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激之以义”就是用“义”去激励,义是什么?义就是正义,就是应当担当的道义,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一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以人民事业为己任的献身精神。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激之以义”就是要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去激励部属,让部属感到要他们去做的不再是愿不愿意去干,而是应该去,必须去干的,引以自豪的事情。
法国著名的将军狄龙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战期间有一次恶战,他带领第80步兵团进攻一个城堡,但遭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步兵团被对方压住无法前行。狄龙情急之下大声对他的部下说:“谁设法炸毁城堡,谁就能得到1000法郎。”
“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逻辑狄龙认为士兵们肯定会前仆后继,但是没有一位士兵敢冲向城堡。狄龙恼怒异常,大声责骂部下懦弱,有辱法兰西国家的军威。
一位军士长听罢,大声对狄龙说:“长官,要是你不提悬赏,全体士兵都会发起冲锋。”
狄龙听罢,转而发出另外一个命令;“全体士兵,为了法兰西,前进。”
结果,整个步兵团从掩体里冲出来,最后,全团1194名士兵只有90人生还。
对于一个军人,尊严比生命还重要,如果用金钱驱使他们作战,无异是奇耻大辱,如果让他们为正义事业,为国家和民族而战他们会感到无上光荣。
“激之以大义”的方法应该说是中国传统管理的精华所在,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重视人的品德修养,讲求道义、气节。对于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面“义”旗竖在属于做人道德的领地。“激之以大义”,恰恰都是去触及对方的内心深处,让他认为要自己做的行为的实质是正义凛然的作为。
毛主席是经营人心的大师,是精神激励的大师,他一以贯之地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的大义精神来激励我们的队伍,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正是这种精神培育了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人民军队,正是这种大义的激励使得千千万万革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前赴后继,英勇献身,正是这种大义的激励才涌现了手托炸药包,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董存瑞;用胸膛挡住敌人机枪口,为了“保家卫国”而英勇献身的黄继光……这样一个个永垂不朽的英雄。
1944年6月5日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即将展开对德军的作战,这时司令官蒙哥马利元帅亲自来到登陆部队基地进行动员,他对官兵们说:“你们正在干一件无与伦比的大事业,世界将通过你们完全变一番模样,历史将为你们树立一座丰碑,写上你们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军人!”在司令官“为正义而战”的精神激励下,十多万官兵闪电般地冲向德军滩头阵地,取得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