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没出息，在大人的诱导下，总想长大了不劳而获。其中最神往的一个梦想，就是穿着白大褂，坐在办公室里，随便按按电钮就算是在工作了。所谓“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并非真有什么宏图大志，根子还是懒。

眼下经济危机袭来，浊浪滔滔，举世仓惶。看得清楚全貌的人不多，但能把几个电钮侃得眉飞色舞的人很多。这些人就是经济学家，这些电钮就是“利率”、“税率”、“政府投资”、“消费券”之类。说得规范点，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政政策”。

我至今酷爱玩光荣公司老掉牙的DOS版游戏《三国4》。我知道“政治值”最高的蒋琬和诸葛亮两个角色如果一起放到“内政”模块里，每个月会让该城市的商业值猛增若干。我同时也知道：真实世界的经世济民之策，绝不会如此简单。

所以我总是疑心，那几个电钮真的管用吗？会不会象我小时候那样，仅仅是对电钮魔力的一种盲目崇拜呢？那些电钮和房间外世界之间的联系真的存在吗？

这样的猜测很无知。不过我还真有几个例子：

例子一：去年年底，温家宝总理曾经亲自跑到浙江去接见民营企业家。老爷子关门第一句话是：“今天没外人，你放心讲，说实话。”这是前不久《中国经营者》在采访浙江奥康鞋业时，总裁王振滔对我们讲的一个段子。国家领导人寻求真相的急迫感，令人印象深刻。我奇怪的是：他们要了解企业情况，为什么不在北京问统计局长和央行行长？而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地方上召见企业家？天可怜见，这还真不是作秀。他老人家的眼神里还真有一句诗：“国有疑难可问谁？”。每当中国的经济发生重大异动，中国最高领导人往往就不得不频繁下去“调研”。有时候，九个政治局常委都在下面考察和接见企业家。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真相。在电钮和真相之间，为什么是这种手工操作的关系呢？偌大国家的经济神经系统是干什么吃的呢？

例子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很多财经类杂志都在报道广东部分企业的倒闭风潮，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却说“倒闭的都是落后企业”。言下之意，我们没事儿。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另一个中小企业聚集大省浙江。一方面，倒闭关门的消息源源不绝于耳，但浙江省官员却表示：“根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省非正常死亡的企业数量为99家。”面对这些彼此矛盾的信息和判断，到底哪个是真的？到底哪些是可信的？温总理那么大的领导，那么大的岁数，真不忍心让他做这么难的智力题。

例子三：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承诺选民要增加250万个就业岗位，此后计划日渐庞大，这一数字也随之增加到了420万个。英国首相布朗在1月宣布新政时，目标是“增加10万个就业岗位”。目标明确、计算精准。而在中国呢？笼而统之，只能提出一个“保八”。某接近高层的人物曾经在饭桌上淡淡一笑说：“保不保得成八，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话只怕也不完全是戏言。2004年，国家统计局突然宣布将GDP数据调高16.8%。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解释原因是，“常规统计中第三产业存在明显的漏统问题。”如果当时的漏统造成了如此大的偏差，那么在今天，数据采集和统计方法都没有重大改进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统计局今天不会出同样的误差？数字如此随心所欲，难怪总理要亲临一线，殷殷问询。

数字真不是个小事情。因为管电钮的人，凭借的就是几个数字。

君不见，2008年上半年，宏观面上“防通胀、防过热”，一个劲儿地勒缰绳；微观面上的企业即便已经水深火热，又如何上达天听？年初，王石就怒目圆睁地喊：拐了，别踩了。下半年回头一看，果然多踩了几脚，果然——拐了。

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把社会能否“在数目字管理上”看成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今天看来，这个目标完成得有限。说句公道话，这并不是统计部门的责任。说到底，是中国社会微观层次的信用整合还欠火候。

个人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地方和中央之间，“利益为体，数字为用”，这是个习惯，也是一种文化。王安石被这个文化害得半死，张居正被这个文化气得半死，这都不要紧。要命的是，中国毕竟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现代社会。当那些把数字当真的经济学家从美国学成归来，当摆在最高决策者面前的那几个按钮也是西方进口来的时候，问题就真严重了。

治国者总是盼治心切。通胀了，危及升斗小民，一个电钮赶忙摁下，结果过头了。衰退了，赶紧众人拾柴，又一个电钮按下去，结果又过热了。当先进的按钮遭遇一个破温度计的时候，不是要急死人吗？手感再好的厨师，也不能这样考验人家的手艺啊。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从“一死就放”到“一放就乱”又到“一乱就收”再到“一收就死”，这十六字咒语缠绕中国经济也三十年了。

在大家都谈宏观经济的时候，也应该想想：这到底是脑袋的毛病？还是神经的毛病？该在脑袋里胡乱琢磨按钮，还是该到神经科也去挂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