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党的执政能力内涵的研究有“综合说”、“关系说”、“层次说”、“形态说”等观点,对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有“合乎法理论”、“人民拥护论”、“实质与形式统一论”等观点,对党的执政资源与环境的研究有“执政条件总和论”、“物质与手段总和论”等观点,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评价研究则提出了“四维一体”、“三大主题”、“一个总标准、三个具体标准”等量化体系。[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执政资源[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06)03-0021-05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了不断深化对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进而有效地贯彻全会决定,我国理论界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方位、广角度的研究与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何谓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已作出了简明科学的概括。如何深入理解这一概括的丰富内涵,理论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1?综合说。部分学者通过罗列、综合执政党在诸方面的能力,来揭示“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内涵。文献[1]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应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文献[2]从执政党地位的特殊性和执政党功能的视角出发,认为党的执政能力主要集中于政策供给的能力、社会整合的能力、规避执政危机的能力三个方面。文献[3]则提出,党的执政能力由以下五个方面综合构成:一是理论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二是价值支配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三是个体执政能力和整体执政能力；四是中央执政能力和地方执政能力；五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2?关系说。一些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主要应体现在正确把握有关执政的诸种关系方面。文献[4]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包括党处理与国家关系方面的能力、党处理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能力、党处理与人民关系方面的能力、党处理与国际关系方面的能力。文献[5]则认为,党的执政能力集中体现于执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执政、行政诸关系的能力中。文献[6]则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本质上就是执政党的才能、本领和效力的有机统一。 3?层次说。许多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不仅是综合的、关联的,而且是分层次的。文献[7]提出了“四个层次”的论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执政的骨干,他们的执政能力应体现在他们掌握和运用权力的本领上；广大党员的能力,应体现在他们发挥个体先进性的本领上；广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应体现在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人们的主心骨；整个党的执政能力,则体现在它能够有效地推进国家发展、促进社会繁荣进步上。文献[3]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论点,即党的执政能力具体表现为领导干部的个人能力、组织机构的领导能力、执政党整体的执政能力三个层次。 4?形态说。文献[8]认为,根据能力发挥的程度和形态,可以把党的执政能力分为:理想的、观念形态的“应有执政能力”,现实的、实践形态的“可有执政能力”,外化的、显现形态的“实有执政能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一独特的视角对党的执政能力内涵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文献[9]从政党间的竞争视角出发,提出了“执政竞争力”的概念,即执政党与其他政党、政治组织竞争较量的能力,并指出,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同样存在着一个不断争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以增强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文献[10]从执政党的执政危机视角,反向论证了执政能力的深刻内涵。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这是近期来理论界广泛关注的一个命题,也是争鸣较为活跃的问题。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执政合法性的含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对此,理论界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合乎法理论”,二是“人民拥护论”,三是“实质与形式统一论”。文献[11]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和党章的明确要求,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文献[12]则从现代民主政治背景下的执政党共性出发,分析了执政合法性的含义及来源,从法理的视角来阐述执政合法性的含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然而,上述“合乎法理论”的观点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强烈反驳。文献[13]认为,这是政治文明过程中君权神授思想的变相登场,并指出,法律不可能决定执政地位。文献[14]则针对文献[12]的论点,诘责道:显然,按照这种观点的理论逻辑,中国人民没有以投票选举的方式确认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缺乏合法性。进而提出,执政合法性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产生于人民的选择”,而人民选择的形式不是单一的投票选举,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对某个先进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的认可、拥护,也是一种选择形式,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样具有一切现代民主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在对“合乎法理论”反驳的同时,许多学者依据当代政治学对执政“合法性”的阐释,结合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人民拥护论”的观点。文献[15]指出,所谓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指政党不但从社会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忠诚,而且其执政本身具有某种值得民众支持和拥护的客观价值。由此出发,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有四大来源:执政绩效、领袖魅力、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文献[16]指出,一个政党的合法性并不在于其自身的宣称,而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真正认同。文献[17]认为,执政的合法性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是来自于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于民众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另有一些学者既没有完全否定“合乎法理论”,又积极吸收了“人民拥护论”的核心内容,提出了“实质与形式统一论”的观点。文献[18]认为,执政合法性的实质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群众对政权的拥护和支持,而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道义合法性、选举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文献[19]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在继承历史合法性基础上的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实质合法是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内容合法,形式合法是权利取得和行使的合法,离开实质合法,形式合法将没有意义,没有形式合法,也将无法说明和表现实质合法。 2?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国家权力产生于人民的选择,是当代政治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同时也是执政的基本规律之一。基于此,一些学者从执政合法性实质与形式的关系入手,专门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文献[18]介绍了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哈贝马斯的“执政合法性危机”概念(指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系统不能顺利地保持必要的群众的忠诚,政治秩序丧失了为人们所认可的合法性)之后指出,合法性危机不独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才会遇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会面临同样的危机。文献[17]则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社会的多元化、多样性及社会阶层间的不公平问题可能会消蚀党和政府的权威性资源,极易出现“软政权化”；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能否有效处理执政党利益代表性与社会群体利益多元性的碰撞,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如何有效防止出现因长期执政而可能形成的“政治惰性”和“政党官僚化”现象,亦是不容忽视的战略性问题。三、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与环境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研究进程中,有关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的分析,便成为理论界的又一热点。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所涉及的具体领域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执政资源的含义及类型。对此,理论界大致有两种认识。一是“执政条件总和论”。文献[20]认为,执政资源是执政党为了提高执政效能所能调动和利用的一切积极因素。由此概念出发,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分为四大类:先进性资源、体制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民心性资源。文献[21]对执政资源含义的理解与文献[20]如出一辙,但在类分时,依据系统论的原理,将其分为执政的基础(执政的资格条件)性资源、执政的运行(执政的基本要素条件)性资源和执政的保障(长期执政的根本条件)性资源三大类别。二是“物质与手段总和论”。文献[22]指出,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执政过程可运用、利用的财富、载体、手段。由此,执政资源可分为三大类型: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其中经济资源是执政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政治资源是执政党执政的核心资源,文化资源是执政党的灵魂。文献[23]认为,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在执掌国家职权的过程中可资利用以实现其执政目标所依赖的各种要素。它包括权力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民心资源、国际资源、历史资源等七大类。其中,权力资源是核心,组织资源是基础,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执政党汲取力量的源泉,民心资源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 2?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任何一种资源的运用,都有一个成本问题,执政资源也不例外。为此,一些学者就政党的执政成本进行了专门的分析。文献[24]指出,政党的执政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为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而耗费的执政资源的总和。这种成本又可分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亦称“政治成本”)。我们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注重执政成本,实现执政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文献[25]和[26]则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党的执政资源面临流失的挑战,对我们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节流”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进而提出亟待“开源”的执政资源:综合经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民主法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自治社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资源。 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执政资源的开发、整合与运用,离不开一定的执政环境。深化对执政环境的研究,对于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献[27]对执政环境的含义及中国共产党优化执政环境的对策进行了分析与思考,认为执政环境是对执政行为和过程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的诸因素的总和。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大系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和巩固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是优化执政环境的前提；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与时俱进是优化执政环境的关键；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优化执政环境的基本途径；坚持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优化执政环境的重要条件。文献[28]则对执政环境与执政能力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认为执政环境的支持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源泉,执政环境是执政能力的基本来源,执政环境制约着执政能力的内容和形式,执政环境影响着执政党的内部凝聚力。反之,执政能力又影响着执政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文献[29]则从微观执政环境入手,研究了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现实问题,指出微观执政环境是具体的党组织所领导的地方、部门或单位的条件、状况。微观执政环境的恶化,会造成局部执政权力的丧失,会产生腐败的“旋涡效应”,会阻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优化党的执政环境,必须注重治理微观执政环境。四、执政能力的评价体系如何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来客观地考核与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是深化执政党建设研究、构建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理论界加大了这方面的研究力度,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的考评内容研究。执政能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来显现的,因而,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与评价,就成为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献[30]提出了“二级二十四项”考核指标体系,即将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从宏观上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政治文明建设4类指标,然后以若干微观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形成统一的考核评价体系。其中经济发展由九项指标构成,社会发展由七项指标构成,可持续发展由三项指标构成,政治文明建设由五项指标构成。文献[31]提出了“四个维度”的论点,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以期用“四维一体”的考核内容来有效地反映干部政绩因自然环境、工作基础所不同而形成的客观成效不同的情况,进而增强科学性、准确性、可比较性。文献[32]则设计了与文献[30]有较大差异的“二级二十三项”考核指标,即把“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评价”、“对本地区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情况的评价”、“对本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的评价”作为宏观考核内容,以更为具体的二十三项指标作为二级考核内容,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 2?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考核评价内容研究。党的领导干部的政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党的执政绩效,但它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党的执政能力。为此,许多学者从执政党整体能力的视角,研究了其应有的考评内容。文献[32]提出了“三大主题十九项指标”的考评体系,即执政合法性主题、执政的绩效性主题、执政的可持续性主题。文献[34]则着重从执政的宏观层面提出了“一个总体标准、三个具体标准”的考评体系。总体标准,即考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标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人民对当今社会和生活的满意程度。具体标准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局是否稳定,人民的民主意识、精神文化、物质生活水平是否在不断提高,社会的发展与自然是否和谐。文献[35]从执政的导向问题、执政的实践过程问题、执政的实践结果问题三个方面构建了执政能力考评体系,将执政能力考评内容分为三大体系,即执政能力引导性评价体系、执政能力过程性评价体系、执政能力结果性评价体系。其中引导性评价体系由“二级四项指标”构成,过程性评价体系由“二级二十四项指标”构成,结果性评价体系由“二级二十项指标”构成。 3?党的执政能力考评主体、方法、制度研究。党的执政能力的考评不仅需要科学的内容体系,而且也离不开合理的方法和制度。对此,理论界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文献[36]认为,要防止考评的片面性,首先要解决好由谁来考评的问题。指出,人民群众是考评党的执政能力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最终评价权,建立社会公共评价体系,全面正确地贯彻群众公论原则。此外,还要保证考评方法的科学、全面,要做到“四个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集中性与经常性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文献[37]提出,应建立规范化的政绩考核制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产生的不良影响。当务之急是尽快健全日常考核制度、任前考核制度、任中考核制度、任后考核制度、定期综合考核制度。采取领导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调查核实、综合分析、评定结果的考核程序,准确客观地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有效地防止“近因效应”、“晕轮效应”现象的出现,搞好对执政骨干的考评,以点带面,形成执政党能力考评制度体系。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应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OL].[2006-03-25]?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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