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特色:伤寒温病融会贯通既是公认的温病大家，亦是杰出的伤寒名师
 
《伤寒杂病论》之博大
中医之辨证论治，在汉代以前尚属早期而不甚完备，对于证候认识，知病达药，均较简单，自张仲景集汉代以前之大成，著成《伤寒杂病论》，中医学辨证论治之特点，方始更为明显。所以说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不但是方法俱备之全书，而且法外有方，方外有法，统赅百病，是一切疾病辨证论治之总则，此乃仲景立法垂教之本旨也。
《伤寒杂病论》一书所体现辨证论治理论，以及所收载方药，不仅将中医学历来之病因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以及四诊两纲六要之辨证方法，统统联系起来，并且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治疗方法，使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得到较完整的体现，时至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和良好疗效。
当然，亦有受时代和一方之隅的局限及世态、居民有变等古今之异，倘不知有变，原方照搬，而出现古方今病之不相能者，是咎在后人而无关仲景也。
《伤寒杂病论》之特点
《伤寒杂病论》之内容，主要为立六经提纲，分证候归类，亦即将病的证候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大类，便于辨证，决定治疗，如论中所指太阳病、阳明病之类，即此义耳。但仲景所称之病，实际乃证候之类群也，此皆《伤寒杂病论》之特点，为后世著作之所不能及者。
伤寒与温病之辨
伤寒、温病两证为大，初起又颇有相似之点；近以西医学说，二证更相混淆；然受病之脏腑不同，病因亦寒热各异。
《黄帝内经》云：太阳主一身之表。太阳者，膀胱也。太阳为巨阳，充盈于表而为外卫，邪气来袭为之阻拒不能入，病何由来，若膀胱之气不充，则寒邪乘虚而入，是为伤寒之始病。
肺主皮毛，亦为一身之表，肺气清肃，表里调和，邪亦不能袭。若膀胱有热，外达于表，则毛孔开张，一经邪袭，则肺气闭塞，热不得外达，蕴化为温。
由是观之，一寒一热，一脏一腑，一实一虚，医家偶或不慎，或不详二病之理，互相误治，轻者致重，重者则不可收拾，司命者必当详察明辨，洞悉二证之源，方不致错误，每见中医闻西医云此病是伤寒，亦随云是伤寒，殊不知西医之伤寒与温病本不分也，西医所谓热病，亦伤寒化热，非真正初起即病热者，不可不知。
中医学所谓伤寒者，病发自古，又有仲景之专书，以启后人。温病发明较晚，除吴鞠通、王孟英辈辨证立法，皆不如仲景《伤寒论》之详确，余以学识浅薄，何敢立言，但就余之心得及经历之所恒见，公诸于世，使学者易知二证之区别。
叶氏所指营卫气血，乃是说明外感温病轻重时期之不同，病势浅深之不同，其意并非病邪真入营、入卫、入气、入血也，要在示人以辨明表、里、浅、深及治疗缓、急、先、后之门径耳。
上焦温病、中焦温病、下焦温病者，亦不过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而已，非病邪果真严格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也。
论温热病之传变
余览《温热经纬·外感温热篇》王孟英氏注云：“凡温病初感发热而微恶寒者，邪在卫分；不恶寒而恶热，小便色黄，已入气分矣；若脉数舌绛，邪入营分；若舌深绛，烦扰不寐，或夜有谵语，已入血分矣。”
于此可知叶氏所指营卫气血，乃是说明外感温病轻重时期之不同，病势浅深之不同，其意并非病邪真入营、入卫、入气、入血也，要在示人以辨明表、里、浅、深及治疗缓、急、先、后之门径耳。
此外，吴鞠通氏之三焦论治，乃将一切温病分属于三焦，自谓：“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彼之三焦论治是“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惟察《温病条辨》内容，概指心肺属上焦，脾胃属中焦，肝肾属下焦。就其辨证用药而细析之，其所指之上焦温病、中焦温病、下焦温病者，亦不过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而已，非病邪果真严格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也。观夫上焦所现之症，中焦亦有之，中焦所用之药，下焦亦用之，界限之混淆不清，可以知之矣，此等处必须灵活着眼，参机应变，勿拘执也。
二、与时俱进:提出当代“常见病与危急病”临证指南
湿热何其多
数十年来，阅历所见，病人中湿邪兼热致病者，十常八九，此非所谓温病中之湿热证，乃湿热合邪所致之其它疾病也，如外感者，发热头疼，身重而痛，渴而不喜饮，多饮便欲呕，胸脘痞闷，杳不知饥，小便减少，色呈黄赤，苔色黄腻或白腻，脉象弦数或濡数，不必悉具，则湿热之征了如指掌。内伤者，无论何病，每皆兼有，脘闷胸痞腹胀，渴不引饮，难思食，四肢倦怠不举，头昏目蒙耳聋，小便量少黄赤，大便溏薄或秘燥，肝脾二经见症尤多，脉息微而缓或者弦而数，略加掇举，则湿热之象毕具。治病之法，总视目前之现证现脉，所见皆湿热，此即不能不令人引起注意之，至于纯由湿热引致之湿热发黄，湿热下痢，湿热痿蹵，湿热遗精，湿热眩晕，湿热带下等，则更无论矣。
湿热何其如此之多，殆天地之气运使然欤？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弥盛，亦或有之，故辛温滋腻之品，用之在所必慎，抑或“世态居民有变”，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火热交并之体，湿从阳化使然欤？尝究心此道。
夫湿热有自外入者，有自内生者。地土卑下、阴雨时多、气候潮湿、天气炎热，夏秋季节郁闷熏蒸，最适于湿热合邪，构成致病因素而侵犯人体。如摄生不慎，雨中冒淋，久著湿衣，涉水行泥，雾露之气，久居湿地，酷暑搏聚，则湿热之邪外入矣。湿又寄旺于四季，这说明一年之中湿邪可以常有，为害于人实多。又如恣食生冷，脾气乃伤，贪饮酒醪，嗜好茶茗，以多饮快食为尚，则湿自内生，从阳化热而成湿热。正如清代医家薛生白所云：“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有湿热”，此之谓也。
以上乃面对病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所得之实况，从而求其所以，研究之结果，其致病之因，受病之处，治病之法，显豁有据，无可游移。由此可知，古今之人，素质不同，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疗病必须自为家法，古方照脱，十不效一，职是故耳。丹溪曰：“古方新病，安有能相值，泥是且杀人。”旨哉斯言。
湿之与热，一为阴邪，一为阳邪，二者相合，形成湿热而胶滞，‘粘腻淹留，稽滞不去，蕴热缠绵，因而造成病情繁复，历程延长，蕴热稽留，变化多端，于湿温一病，最为明显，湿热合邪，伤人甚广，一般既可有肌表征候，如头重体沉，寒热自汗，关节疼痛，四肢倦怠等证；亦可出现脏器证形，如胸闷腹满，呕恶黄疸，溏泄下痢等证；总之，口中粘腻，小便黄赤，湿热即明。治依两邪而立法，“热者清之，湿者化之”，倘只顾治湿，则湿去津伤，内热愈炽；若只顾治热，养阴则更助湿浊，粘着而不去，既须两相并举，又分孰重孰轻，随证变通，不可一执。
 朱丹溪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是朱丹溪提出之高论。他以“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等论点，与人身阴阳男女之常相联系，与人生脏器阴阳心肾之常相联系而创立，他还发现了“相火”的根源，谆谆诫人勿妄动相火。
余从医多年，颇有同感，并且临证应用，行之有效，窃喜古人先获我心，常事推究，丹溪之言固善，但感到必须先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人，然后方能发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病，以人身阴阳男女之常而论，如《汉书•上古天真论》中所言：“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又男子“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懈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放形坏而无子也。”丹溪本此而又以《汉书•太阴阳明论篇》“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为论据，与当时受《和剂局方》影响，滥用辛燥之流弊之现实相结合，从而悟出“动气皆是火”的道理，提出“气动皆属火”的主张，从而发现了相火之根源，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卓论。
然余则认为，以人体之阴阳消长自然生机而论，倘能顺时自保，阴阳两无所伤，似未必皆能引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害。何以言之？夫人身之阴阳消长，固然伏有一种“阳道实，阴道虚”的自然生机，但如果人能顺时自保，“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使真阴真阳完实无伤，则阴阳平衡，气血协调，卫固荣守，脏腑安和，阴气固守于内以养精，阳气致密于外以养神，内外皆养，精神以安，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也，何患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有哉。夫上古之人，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阴阳皆无所伤，其人民故曰朴。后世以降，去道幽远，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饮食不节，起居失常，逆于生乐，醉以入房，欲竭其精，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违逆时序，自戕其根，如斯则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五脏内伤，故尔人多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人，病多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病。此法施之，效验彰明，医以愈病为能事，凡施之有效之法，即为良法，后人自当永宝用之。而明代张介宾氏，脱离现实，崇尚清淡，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反驳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其说虽辨，但无视疗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无谓也，为智者所不取。
庸岂知近今之人，不知持满养精，不知克制心神，一味损耗真阴，阴虚则阳亢；人生主阴之脏为肾，与肾同源之脏是肝，肾肝均寄有相火，其系上属于心，君火一动，相火随之，相火动则肝肾之阴即伤，阴虚则阳亢，凡此势必皆足以造成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自然之理也。夫阳常有余，火也；阴常不足，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更加之意淫于外、五志之动皆为火，于是形成热火相加之体而生热火相加之病。丹溪有鉴及此，主张保存阴液，投治类皆灵验，足证恰中病情。何世态居民有变，闭目而不见；治效如响斯应，充耳而不闻；竟效盲人之论古，信口而嗷嗷为哉！
三、教育为先:
“必先从教育人材始”。
孔伯华先生于1954年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人生于天地之间，受时气之侵，感情欲之触，不能无病。病则赖之以生者，医也。是以古今中外当国者，莫不重之。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第其理法不同耳。中国医学相传始于岐黄，见诸《黄帝内经》，凡疾病之情理悉备，迄今数千年，无出乎《黄帝内经》之外者。余少习医学，数十年未能穷其理，可以见古人之哲理竟不能背，而治法未备。自伊尹作汤液，以后历代相发明，方药始备。人寿几何，虽行其道，终身未能尽，遂时遂事，遂用遂学，靡有底止，是中国之文化无旧而日新。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迨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立见。然学者喜新弃旧，实则中西皆未达也。中国医学岂不危乎！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将发扬数千年之文化，幸何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然必先从教育人材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