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选中国人做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弊端在于，这会给亚投行带上浓厚的中国标签，最终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

且慢，亚投行连正式成立都还没有，更谈不上已经成功了。尽管开局很好，但很可能后面遇到的问题会更多。怎么融资，如何贷款，怎么评级，如何控制风险?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还算相对容易，最难做到的是“正心诚意”。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亚投行是个什么性质。

且慢，美国确实有霸道蛮横的一面，但一个小小的亚投行，就能撼动美国的经济霸权吗?

亚投行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起倡导的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国曾经欢呼雀跃的时刻，是1971年获得联合国席位，以及2001年加入WTO。这些成绩都很值得庆贺，但其性质不过是中国成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

亚投行对中国对重要意义不容低估。怎么把它建成一个成功的国际经济组织，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挑战。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并非中国自己的金融机构。亚投行并非是中国的亚投行，而是世界的亚投行。

怎么才能把亚投行建好，重要的不是举国热情，而是专业精神。坊间盛传亚投行的掌门人将是金立群，我也相信金立群先生是最佳人选，但他能不能担任亚投行首任行长，不是我们能够任命的，而是要靠成员国开会投票决定。

假设金立群先生顺利地当选亚投行行长，加之亚投行的总部据说就在北京的金融街，那么，首席经济学家的最佳人选就不应该是一位中国人，而应该是一位有国际声望的专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可供挑选的人选，中国有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先生连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都能做得，中国人做亚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有何做不得的?

选中国人做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弊端在于，这会给亚投行带上浓厚的中国标签，最终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很多评论者说，那些积极参与亚投行的成员国都是看中中国鼓鼓的钱袋了。这样说有些刻薄，但也不能不防着坏账的出现。亚投行毕竟不是个慈善机构，而是个金融机构，它的投资中自然有不少是中国的钱，我们难道不担心这些钱最后打了水漂吗?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曾经说过，为了增加信誉度，需要主动地放弃部分自主权，这被他称为“绑住自己的手获得自由”。中美当年在进行最惠国谈判的时候，之所以谈得那么艰难，部分原因就在于双方不同的谈判机制。

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默教授现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执教。我推荐罗默教授的理由是：第一，他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属于那些迟早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

他对经济增长问题情有独钟，而亚投行的使命就是要把国际经济讨论的中心问题拉回到经济增长。G20峰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誓旦旦地讲，要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但到了最后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指责，全忘记了聚到一起到底是要干什么的。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可以验证，经济增长并非万能的，但没有经济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罗默教授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化有独到的研究。他在2009年的TED演讲中提出了“宪章城市”(charted city)的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中国的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启发。亚投行如果想要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比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已有的国际机构做得更好，必须在思路上有所创新，而罗默教授是一位极具思想独创性的学者。

第三，罗默教授并非一位书斋里的学者，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2001年他创办了一家名为Aplia的网上教育公司，2007年这家公司成功地被Cengage Learning收购。他还几乎成功地说服了洪都拉斯政府划出一片土地搞“宪章城市”。这么能折腾的大经济学家，不到亚投行这样的新生事物施展手脚，真是屈才了。

迈克-斯宾塞是另一位我能想到的候选人。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尽管斯宾塞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但他对经济增长问题越来越关注，组织了很多有意思的研究。

另外，从美国财政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鲍尔森，自己搞了个智库。人家都是“Think tank”，他说要搞“Do tank”，以他对金融机构的熟悉程度，以及在中美两国的人脉资源，对亚投行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