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在“2017金融街论坛”上，针对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分析称，因为我国储蓄率占GDP比重过高，2007年达到到了51%，现在十年过去了，去年的储蓄率仍然有44%，实属历史罕见的高储蓄。

樊纲说道：“这么多储蓄怎么花？要么加大投资，但是储蓄率这么高，反过来就是消费率低，最终需求不多，容易造成过剩产能。要么买美国国债，但我们已经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将近两万亿借给美国人花，这个钱总得有点投的地方，不投真实的东西，你就投了纸。“

樊纲认为，美国国债虽然稳定，但是收益很低，还不如投在国内。但国内投资量比重非常大，会把经济关系扭曲得很厉害。因此“一带一路”成了投资机会。

最近两年国内产能过剩，民营企业都在外面寻找一些投资机会，政府的钱原则上不能投风险性资产，就应该投在像基础设施这样的长期性的公共品上。这是“一带一路”从资金的角度、从花钱角度的合理性所在，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超额储蓄。

另外，基础设施建设属于长期投资，长期投资普遍存在融资的问题。樊纲强调：“但基础设施是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还要用的东西做投资，就应该向未来借钱。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应该是长期的公共债券的方式，而不是金融融资，不是简单的贷款。”

他表示，目前，国内最大的金融风险就是地方债。“是前些年搞经济刺激的时候，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允许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借三五年的短钱，收益还没出来，就要还债了。”因此，在基础设施方面，不仅要考虑用公共债券的办法来支撑，还要考虑长期国债。

不过，樊纲也指出，虽然有政府的保障和支持，“一带一路”“走出去”也有风险，长期债务同样也有风险。“现在主要的风险点就是我们在国外投资的项目本身的风险，这些项目可能潜在的回报率很高，但那个地方严重缺乏基础设施等等。但也不一定是所有项目都能建好，特别是建好以后能不能管理好，能不能在未来真正获得收益。”所以“一带一路”要落实到项目，就要研究项目的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