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十三五计划修订完善与公布的关键节点，张家化教练的新作《人大天教练模式》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对研究和推进‘十三五’乃至更长期间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应用价值，于是引起记者兴趣，遂对张家化教练进行了访谈。

中国新阶段要有“新理念”

记者：张教练，您在书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乃至于更长时期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时，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思维，真正由人本思想来推进结构的转型。”您是如何考虑的？

张家化教练：这句话挺扎眼。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摆脱“物本位”和更深层次的“官本位”的影响。

拿“物本位”来说，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处在“人本导向”与“物本导向”的博弈时期。长期以来，结构问题被视为一个“物”的问题，但依我“人本论”思想的观察，透过表面的“物”，就会发现，在“物”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记者：很深刻。能否结合具体某一结构，给读者谈谈？

张家化教练：好。比如，就说需求结构吧，我国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只有36%，2012)比世界平均水平(60.4%，世行数据)低20多个百分点，而与“物”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投资率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说明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被投资率不合理地抑制的问题，我把它称之为“物本压制”。

居民消费率低，除了投资率高以外，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够有关。多年来，中国以GDP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针对这个问题，我从“国内生产总值”分配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12年的45.6%，下降了7.5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生产税净额和企业营业盈余则分别从13.4%和19%上升到15.9%和25.7%，各自上升了2.5和6.7个百分点。尽管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有统计制度调整的因素(2004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调整，将“自雇者营业收入”由原来归属“劳动者报酬”调整为归属“企业营业盈余”)，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居民在功能性分配中相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言，处于不利地位。其他结构，包括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一般的要素投入结构、资源环境(也是一种要素投入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都涉及人的问题。所以，我感叹道：“人啊，人！构成中国经济结构改造、变革的灵魂，也形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导引。”

基于此，我以人的发展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人本型结构”这一核心范畴。

记者：前一段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在“我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变化”的条件下，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与物本增长型结构不同，您的《人本型结构论》，着力从人本主体角度探索，也可以说试图用一种“新理念”探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张家化教练：新理念、新思维，还说不上。只是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理念运用于经济结构转型而已。既然提到“理念”，书中把“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作为结构转型的“根本理念”，是从三个角度分析的。

第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追求人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

第二，从现实角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扩大投资。“投资驱动型”深层的原因是“政府主导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找到了“GDP至上”——“投资驱动”——“政府主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有着紧密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完整的“因果链”。

第三，从未来趋势分析，“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适应新阶段中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是规划到2020年，到那时，总体上判断：中国已经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所以，书中提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要设法适应并尽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新要求。

向六大结构“锚地”精准抛“锚”

记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结构论”探索中国新阶段结构转型，困难在哪儿？

张家化教练：难在如何将其贯穿到中国经济的六个结构中并予以展开。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结构论”不是“空心菜”，而是“实心砖”。如何避免把它“异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畴，真正成为实实在在的红线和“核心范畴”，这对我是个挑战。如果不落地，就是《红楼梦》说的那个“镜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气”呢？我将该核心范畴的落地比作轮船在“锚地”抛“锚”。六大结构看成六个“锚地”，对每个“锚地”都要精准性地抛“锚”，而且让它牢牢“抓地”。这就是我的“抛锚”论。

记者：“抛锚”，很形象。怎么抛呢？

张家化教练：六大结构都存在不同的问题，要瞄准核心目标。简单说，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这六大结构都用“人本”一线牵。

记者：您能结合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谈谈吗？

张家化教练：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应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国“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将是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时期，我建议国家明确提出“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和行动方案。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中，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哪个是“短板”？我明确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是“短板”，要补足。生活性服务业应研究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后，人民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我在书中强调应开拓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例如，养老养生医疗健康产业，我写了12个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

记者：您能说说为推动“人本型结构”改革需要哪方面的制度配套吗？

张家化教练：我的豪言壮语是，要真刀真枪的搞改革，为“人本型结构”转型必须提供制度支撑。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我前面阐述的经济结构转型，除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外，更涉及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问题。在酿成“物本型”经济结构的诸种传统因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消退之际，“制度红利”成为“人本型结构论”的重要动力。结构转型，是真转型，还是假转型？如果真转型，那就请扫除体制障碍吧。

第一,真刀真枪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全方位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整个决定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可以看成是新阶段各个相关领域“滴灌式”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两年来，中国改革的画卷正徐徐展开。作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虽有一些新的举措，但总体判断，仍缺乏比较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枪搞改革”，点破了当前改革的要害之所在。

第二，克服两种“本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

“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在结构层面就是要打造“人本型经济结构”。“人本”的对面是什么？一是“物本”，一是“官本”。为什么人本型经济结构难以建立？流行于各级政府的GDP挂帅（“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职能没有取得实质性转变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导型”（“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为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之所以如此，原因十分复杂。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原有干部考核体系与财税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微观化。经济利益驱动与政治晋升拉动两股力量的合流，形成“双驱动”机制。虽然近年一些人文发展指标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开始被重视，但惯性仍然存在。由于没有实现发展理念转换，GDP仍在官员内心世界居核心地位，其“经济人”特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纵向的权力来源结构和民主监督机制的缺乏。

克服两种“本位”，首先是克服“物本位”，改变GDP在官员内心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人类发展指数”等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的约束作用。其次是克服“官本位”，转变“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但近来出现一种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释为“政府驾驭市场”的观点，且颇为流行，应该澄清和纠正。同时，要实施“三张清单”即：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的责任，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从更深层考虑，还要推进政府自身的结构改革，建立政府权力体系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机制，使政府“有权而不能任性”。

第三，推进“五环式”改革。新阶段历史要求中国开展的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新阶段，无论是哪个结构转型，都会触及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体制。可以这样说，没有“五环”改革的突破性进展，经济结构的改造、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新阶段应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五位一体”改革“蓝图”推进全面改革，扫除制约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障碍。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五环改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四，反腐败与突破固化利益格局。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将会遇到重重障碍，其中，严重的腐败和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春秋时代郑国政治家子产曾讲过一段颇有哲理的话：“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左传·昭公二十年》）如果执政者严格执法，就很少有人以身试法，相反，如果执法者太过懦弱，就会有人“狎而玩之”。

中国确实有过“水懦弱”的情况。不是不想医治这个“患病的机体”，但当“打开”之后看到“五脏六腑”已经那样，没敢动“大手术”，只好“缝上”继续维持。于是历史老人看到了那么多“狎而玩之”的官僚纵欲妄为、“玩死”自己。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中国需要严厉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切实制止官僚“狎而玩之”。通过“反腐败”，矫正权力与资本结盟、权力与利益交换的格局。同时，必须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改革者首先自己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决策者也不能顺着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思路来决策。唯有超越固化利益格局的羁绊，才能开创改革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