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金融如今在生产过程占据的中心地位，金融管理与实体经济的区分不但现在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从政治理论或者实际情况来看完全是不可能的。目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立足于租赁。大工厂的老板与其把利润再投资，不如依靠地租。今天，地租或经济租能被视为资本的核心和血液，在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机器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货币成为社会生产的唯一标准，获得了一种本体论定义。它作为本质、血液、内在动力，巩固社会创造的价值并维持整个经济体系，进而确立社会的臣服关系。

      整个社会被吸纳入货币的权力和统治之中，连政治自身，包括政治家、国家领导等等，也不能回避货币的逻辑。据此，应该从这种体系内部进行反抗，直接面对经济的权力。我半开玩笑地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否建立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在金融和货币的集权主义的支配下，我们如何组织诸众的斗争和对抗性力量？诸众像过去的工人一样，不仅仅被剥削，而且更重要的是，诸众是在社会上被剥削，因此我们要反抗剥削的社会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所有要求涨工资的斗争是合理的；资本本身仍然是一种社会关系，即劳资关系。

      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论点入手，对目前的经济危机进行分析。金融危机通过货币增加来保持资本主义秩序。我们不能不对金融机制进行最根本的批判。在这一点，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不少诠释。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诠释来自马拉泽，他否定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划分，并且指出金融化不是经济体系的偏差，也不是剩余价值与集体储蓄的寄生。金融化是资本主义最新的积累方式。于是，金融危机能被解释为资本积累的停止或者未完成的资本积累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能走出危机？我认为社会革命是唯一的答案。唯一可能的新政（new deal）应该包括新的社会权力和共同性的创造。很明显，共同性的权力与私有产权有对立的关系。换句话说，假如说到目前为止，公共资源具有私有债务的性质，从今天起就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租。就是说，共同性的权利必须得到承认。也许巴迪欧、齐泽克、朗西埃等思想家认为，这些有关共同权力的改革不会帮助劳工运动。也许他们有道理，但是我们不妨试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向华尔街推荐这样的改革？

      《帝国》和《诸众》受到的最典型的批评之一，涉及我和哈特假定的从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根据我们的假定，一个外在于资本的空间是不可能的，一切都被吸纳入资本之中。这就意味着资本也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寄生。不过我们在《大同世界》中强调了，不同的吸纳机制能够并存，并且描写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从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转变。这种转变通常出现在一个外在于资本的世界，但往往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分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纹地理中，不同的模式能够并存，这样的理论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的内容相当一致。

      我们对资本主义体系的限度都有充分的了解，限度就在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过程。金融化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吸收了所有劳动的功能；如果我们能够说金融化自身是全球共同性的畸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金融化把它吸收的劳动都转化到了这个畸变里去。因此，我们描述的 “大同世界，” 就不得不从金融化这个全球统治的形象出发并进行反省。